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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爱好者
2017-10-11 11:1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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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产的下滑焦虑:家务与职场的共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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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编自亦舒原作的《我的前半生》表现的是出场便是锦衣玉食的全职主妇罗子君在和丈夫陈俊生离婚后,不得不重新回到职场拼杀,找回“自我”的女性“励志”故事。表面上看,这个女子当自强的叙事似乎比《中国式离婚》有了不小的进步,但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归家”还是“离家”,选择权都不在女性。

虽然取自亦舒笔下的香港故事,《我的前半生》经过剧组人员的本土化,将中产家庭故事移植至二十一世纪的魔都上海,相应地,新的时代主人公也替换为疲态尽显,充满焦虑的城市中产。以荧幕上的“渣男“陈俊生为代表,这一批凭借个人努力成为公司白领的年轻新中产们并没有过上之前想象的美好生活,而是必须时刻保持警惕,以适应分秒必争、危机重重的外企环境。他们只有把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都消耗在工作场所,才能保证自己不在下一轮竞争中出局,这当然也反映出全球经济衰退的大环境里,上升渠道堵塞,阶级逐渐固化给年轻一代打工者带来的忧虑和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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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日益弥漫的不安全感导致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下的竞争伦理将职场和家庭同质化,所以我们听到罗子君铿锵语录:“家是角斗场,不是胜者为王,就是血溅当场。”如果把“家”置换为“职场”,这句话对于陈俊生们应该也同样成立。

在十几年前的《中国式离婚》、《来来往往》里,中年男人们的向上流动都受益于国内的单位制度,将之前体制内积累的社会、文化资本及人脉转化为新型私企里的上升资源,甚至在家庭生活中也得益于 “一家两制”的实行:妻子(比如《来来往往》中的段丽娜)往往保留体制内的职位,在国家机关工作,维持社会地位的稳定性以及相对有弹性的工作表,预留出照顾家庭生活的时间,从而保证丈夫进入私企,下海赚钱时没有后顾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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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形之下,《我的前半生》陈俊生里代表的是更为年轻的一代人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经济模式下的原始积累过程。他来自外地的普通家庭,学历并不是特别高,也并无任何海外经验,因此他的上升轨迹只能通过牺牲个人生活,付出大量的劳动时间来换取,稍有差池便可能从云端坠落,重新成为城市庞大的蚁族一员。

如片中所示,陈俊生的出差记录是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出差两百多天,不加班能准时回家的只有二十天不到。如此紧密的工作日程当然可能是戏剧夸张,但近年来公司白领“过劳死”的报道也并不罕见,从侧面印证了全球资本流动下的白领工人所面对的压榨和生存空间的挤压,也说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运作不仅需要大量职业劳动的堆积,更需要家庭空间内以爱之名付出的无偿隐形的家务、管理、养育和情感劳动,来保证社会关系及劳动力的再生产得以顺利进行。当然,对于女性白领唐晶们,阶级困境加上传统性别期待的束缚,面临的将更是无法完成的突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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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定位为婚姻家庭伦理剧,《我的前半生》并未触及这些尖锐的社会问题,相反再次将将阶级矛盾投射为简单的性别冲突,用离婚来刺激中年女性的自我进化,强调女性走出家庭,但却只是为了提升“自我”成为带薪保姆,并且能够学会理解职场拼杀的丈夫的不易,然后以更“好看的姿态”再次回归家庭,并将罗子君的单纯美丽、唐晶的独立能干、凌玲的善解人意合为一体:要自强,但不要太强,才能成为完美且稀缺的新时代职场主妇典范,如贺涵所述:“你可以取代任何人,然后让任何人都取代不了你。”

而能训练养成此种完美产品的只能是全球化知识经济里的弄潮儿、新型父权的完美代表“老干部”贺涵:高智商、高颜值、伴以更高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加上“海归”的国际背景,神通广大,无所不能,相当于希腊戏剧里“天降神兵”的角色,在妇联和居委会集体缺席的情况下,集霸道总裁和知心大姐于一体,在家庭主妇和职场女性走投无路时用近乎超自然的神力进行“最后一分钟营救”(罗子君的抚养权官司,唐晶的卡曼大单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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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种当前流行的“离婚主妇逆袭记”和“霸道总裁爱上我”叙事的巧妙结合,既未触及家庭内部两性分工的不平等,也未深入探讨家务劳动与职场工作的共生关系,而是再次放入两个区隔的空间,从而将家庭内外的矛盾冲突演化为男人和女人之间永远无解的两性争斗,将中产焦虑和阴影置换为中年主妇如何提高自身战斗力,严防死守斗“小三儿”的性别叙事。如此,中国婚姻家庭在现代历史上经历的深刻变革除了提供源源不断的肥皂剧材料和女性进化教程外,别无他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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